大學教師與她的農村親人|特寫

黃燈 2016年於人大訪學


黃燈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她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裏,黃燈寫了三個村莊裏的親人的經曆,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裏麵的農村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識界也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鬥。”



去年春節,黃燈回農村老家時,三個堂弟湊過來,說:“燈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寫出來了,那我們的事你也可以寫寫。”


當地方言中沒有“姐姐”的稱謂,“燈哥”即是燈姐。堂弟們樂意提供自己在廣州打工的經曆,因為文字在親人眼裏很神聖。


另一位表弟的狀況則讓黃燈有些拿不準。他吸過毒,坐過幾次牢,好不容易跟家裏人修複好關係。她試探地問:“把你吸毒的經曆寫進去,沒關係嗎?”


“寫也沒關係。”表弟信任她,坦然講出當年為賺取毒資而搶包的種種細節,甚至拿出好些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裏,黃燈寫了三個村莊裏的親人的經曆:她作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莊豐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莊鳳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農民。農村留不住人,這些親人的經曆,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裏麵的農村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黃燈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產,哥嫂打工十多年的報酬也因此無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雖然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卻無力解決親人的苦難。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她在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係任教,說話時還帶著汨羅農村老家的鄉音。“他們過得太艱難了,”黃燈為這種無聲的悲劇感到不平,“去世以後就像一陣風一樣,不會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蹤跡。”



困惑


1999年,黃燈就讀武漢大學中文係研究生。那年全國研究生錄取人數不到8萬,而她報考的中文係僅21個名額。學校裏彌漫著精英意識,也有些遠離現實的輕鬆。她印象很深,同窗們成天談論出國、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識界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鬥。”


2006年黃燈與爸爸媽媽在村口


那一年是黃燈思考的起點。她後來對農民親人的關切、底層立場的堅定,源於對知識界的失望。“我一直覺得學術應該解決很多現實問題。讀書並不完全是為了改變命運。”黃燈說,如果是為了好的出路,她不會繼續讀博,而是在碩士畢業時工作。


2012年,已為大學教師的黃燈在文學刊物《天涯》上發表了《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一文,批判知識分子喪失學術的良知,放棄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而熱衷於交易和利益,為拿課題、發論文賣力奔走。其結果是,知識生產成了概念的空轉,與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再發生聯係。


她知道另一種生活。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同,1995年,黃燈從湖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嶽陽一家苧麻紡織印染廠工作。


工廠的生活讓她見識了人生的殘酷一麵。1997年,國企改革,要求幹部到基層當工人,她從機關文秘調到車間做擋車工。在短紡車間,她學會了梳棉和並條兩個工種,每天8個小時工作,三班倒。車間的師傅很同情她,近視眼本不適合在一線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機曾經吞掉一個女孩子的手。在工人們看來,在國企上班意味著一輩子衣食無憂,工資不高福利不少。但變故接著發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機影響,工廠效益變差,連體力活也沒得做。


下崗那一年,黃燈24歲。她切身體驗了什麼叫作“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什麼叫作“改革陣痛”。那意味著每個月不到80元的工資,一個大學畢業生突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著同車間的工人師傅們養不起家了。她耳聞目睹了國企改製下的種種慘劇,她要再一次靠考學改變命運。


一年後她如願讀研。進入學院係統後,黃燈發覺,過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輕鬆體麵的校園生活常讓她有不真實感,上一刻還灰頭土臉地在工廠,為總也弄不好的滾軸而苦惱,轉眼她已經坐在圖書館,讀書、寫作、聽音樂,那些不堪的過往似乎從未發生。


“那些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孩子,他們就是天真很多。”  黃燈說。那時,她在校園裏顯得憤世嫉俗,看不慣有學生為了獎學金評比而背後告密,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學術。討論課上,她常常選擇啟蒙話題,“理論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詞。”她不能接受大學同學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們沒什麼關係。”導師曾數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夠平和。


黃燈沒有告訴導師她的下崗經曆,除了舍友,同學也不知道她經曆了什麼。那時,她覺得這種經曆上不得台麵。讀研前她的學曆是大專自考本科,這也讓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優越感中選擇沉默。



虛偽的東西


2002年中秋節傍晚,堂弟黃職培敲開了黃燈宿舍的門。他拎來一盒精裝月餅和一箱國產牛奶,要看看這位數年未見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禮物,沒有接受與黃燈一起去食堂吃晚飯的邀請便匆匆趕回工地。


黃燈在中山大學讀博士。而堂弟初中未畢業便南下廣州打工,離鄉時不滿14歲。姐弟倆雖有血緣關係,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異鄉重逢,黃燈看到,眼前的堂弟“盡管有一張年輕的臉孔,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


早年在武漢讀書時,黃燈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親人在廣州打工。她還聽說,他們當中有人賭博,甚至吸毒,聽起來就像“另一個世界的人”,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會為了毒資找你。即便親戚不來,他的朋友也可能來找我。”黃燈說起她那時的心思。弟弟過節時主動來訪,讓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虛偽的東西被揭開了。


堂弟的來訪成為她重建與親人聯係的起點,也是新書寫作的起點。她很震撼,這個印象中一直很可憐、沒得到什麼愛的弟弟,“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依然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在書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反觀自己的生存,我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進而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


每逢傳統節日,黃燈跟著堂弟,一次次穿過城中村的街道,見識了什麼叫作“一線天”、“握手樓”、“蝸居”,見識了什麼叫暗的生活。而在這些地方,黃燈通常是禮遇的對象,接受同鄉們臘魚臘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覺得自己有義務走進這個群體,看看他們怎麼生活。


一位親戚住在兩平方米的房間裏,沒有窗戶,用5瓦的燈泡,很得意:“用這種燈,電表根本不會轉。”她奉行“賺不到錢就盡量不花錢”的生存原則,在陰暗、逼仄的出租屋裏一住十幾年,一心為了湊齊給孩子讀書的學費。而堂弟,在母親早逝、父親不顧家的家庭長大,初中沒畢業就到了廣州,靠打零工混飯吃,15歲時因沒辦暫住證還被關過收容所。


她有一個表弟,有段時間經常吸毒。他父親主動舉報,因為被公安局抓走還可以保住一條命。家裏人見他屢教不改,說“不戒毒就拿瓶農藥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麵。黃燈在老家休產假那年,表弟送來三百元,他每月靠給人打工掙八百,那三百塊皺巴巴的,五十塊、十塊、五塊湊在一起。


2006年,博士畢業後,黃燈訪談了一批在廣州、東莞打工的親人,打算寫一本書作為記錄。他們將家鄉的人際模式複製到了南方,在異鄉講著家鄉土話、吃著過年帶來的臘味、打著家鄉的麻將和撲克、開著家鄉的玩笑,這些都讓黃燈感到親切。但另一方麵,打工的艱難和無奈又刺痛了作為旁觀者的黃燈。她說,那時她看待廣州的“髒亂差”問題都有了新的視角,一想到自己的親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醃臢似乎也變得可以容忍。


2006年黃燈春節回家全家福


黃燈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2003年,她嚐試寫一本書,發現大學讀書的日子幾乎是空白,太輕了,反倒是工廠生活的經驗不斷湧入,“讓我明白了什麼樣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確立了自己的底層立場,以及對學院派的反思。下崗經曆不再讓她羞愧,她主動去接近打工的親人們。“所有的轉變都涉及到我對精英的認識。”黃燈說,“以前對精英有價值觀上的認同,現在他沒有精神上的高貴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這個群體的神聖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麵對我自己了。”



親人


新書完稿後,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了後兩章,內容是妻子家的兩個村莊,而第一章裏寫的自家親戚,楊勝剛卻跳了過去,他甚至沒怎麼看“鄉村圖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語的楊勝剛簡短解釋道,他不願意回顧家裏的痛苦。作為家中惟一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楊勝剛卻不能改變農村親人在底層掙紮的命運。他熱愛文學,與黃燈是同樣的專業。教書這份職業給了他不少樂趣,但他畢竟是舉家族之力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母親在世時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黃燈說,丈夫覺得喜歡文學是對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沒走出來,我覺得我丈夫都有一點天然的自卑感。”黃燈說。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在城市與農村兩個身份之間糾結。這種糾結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黃燈在書中寫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隻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


2004年,因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廠》,黃燈與同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楊勝剛相識。黃燈在文章裏敘述了幾位國營工廠師傅下崗後的艱難處境。楊勝剛被其中的真實性打動,“從沒見身邊的人寫過這些。”他給黃燈寫郵件,講起農民的苦難:“極度的貧困使他們隻能緊貼著地麵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黃燈第一次去楊家,印象最深的是家裏房子建起來十多年,但二樓根本沒裝修,裸露的鋼筋和預製板讓她想起小時候見到的窮人家。“十幾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較精英的人才,不會把經濟狀況作為考量條件,那時房價也便宜,沒有‘鳳凰男’這種說法。”黃燈說。她從小對物質的貧乏沒有什麼感知,2007年兩人結婚,家裏的事情越來越多,她才體會到丈夫當年郵件中所說的農民的苦難。


在丈夫楊勝剛的家族,由於家中境況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產,無人分擔重任,楊勝剛和黃燈夫婦成了惟一的資源索取對象。黃燈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親戚也在廣州打工,每個月也可以掙兩三千。”但她了解之後就釋然了,哥哥待在農村幾乎沒法掙錢,棉花一塊多一斤,菜籽油十幾塊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卻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來。他們每年兩萬元左右的資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錢。


“很多農村家庭兄妹中隻有一個考出來,大部分都比較弱,說實話大部分人都會幫。”黃燈說,她能理解這種關係,因為父母一直在幫助大家庭裏的其他成員。


“這種關係不對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現在的付出是因為他們以前對你付出了,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報他們當年的付出,比如當年沒讓我老公輟學。”她說。她隻希望親戚能體諒自家難處,有時候也會想丈夫為什麼沒學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時會對她說,“你孩子小,我們家沒幫你們帶過孩子”,或者“你們在城裏買房,也沒錢付首付”。黃燈覺得他們是明白人,並不認為別人的周濟理所當然。春節回鄉,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們回家,那個時候,黃燈說,天然的親情還是會給你安慰。親人之間要講情感,而不要那麼講道理,這是父母那邊的大家庭教會她的東西。


黃燈初到廣州的那段時間,曾刻意回避農村親戚,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索取的對象。博士畢業後,受夠了搬家的折騰,黃燈決定在廣州買房,首付二十多萬,她手頭隻有五千塊。


她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借錢,結果卻讓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關係很好的朋友,表現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絕,“恰好這段時間沒錢。”“像我這種人,一般是覺得別人會借,我才會開口。”黃燈說。


倒是農村親戚們二話不說地幫了忙。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借了錢,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個孩子的大姐,也借給他們一萬塊。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學、老師的幫助,湊齊了首付。這件事讓她知道了“朋友還是和親人不一樣”。


學者梁鴻有本《中國在梁莊》,寫的是農村現狀。黃燈覺得梁鴻比她冷靜,梁鴻有一個村莊的意象,而在她這裏,核心是人。她從親人的角度切入農村困境,挑選了老中青不同時代的親人的經曆,以反映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的遭遇。“我的親人是最普通的親人,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他們的命運也是最普通的農民的命運。”黃燈說,她相信這種最普通的東西會有代表性。


在黃燈的童年記憶裏,鄉村是美好的,然而,對身為留守兒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們回憶自己的童年會是什麼感覺呢?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去表達自己的痛苦,但黃燈有。


本刊記者  朱詩琦 

編輯  張雄 lostbox@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