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回顧中國教育10年減負之路:擺脫越減越累,課堂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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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減負,為何越減越累?當《人民日報》回顧“過往10年的減負之路,”才發現,我們所謂的減負,沒有抓住根本問題。


而且,在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誌勇、中國科學院院士朱邦芬、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明看來,減負並非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條教師教得有趣、學生學得有效的道路。


那麼,中國教育何時能實現減負?“十年之內,難以出現拐點”對於減負的前景,資深校長邱華國雖然給出了有些消極的回答,但他也指出,隻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對“減負”才可以更理性一些。


回顧十年減負之路:越減越累


從全國的“減負十條”,到地方的“八個嚴格”“六個不準”“四個禁止”……從嚴控作業量、考試頻率、在校時間,到針對違規行為提出嚴厲懲治措施,再到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考試招生製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除去國家層麵的“減負令”,地方各級政府出台的“減負令”如果統計起來,恐怕早已是成百上千道了。



然而,事實上學生的過重的學業負擔沒有因文件的增加而減少。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始終在發生,各種拚分怪狀、招生亂相倒是層出不窮。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任重道遠。


一輪高考改革似乎終於讓人可以看到“減負”的希望了。然而,從首先進入“新高考”的兩個實驗地區浙江、上海近三年來的情況來看,就學生學業負擔來看,改變不大。


提及減負,在大部分人的觀念中,常會指向兩個方麵:一個是因學習時間過長導致的生理負擔過重;另外一個是因各種壓力導致的心理負擔過重。


很多專家指出,這兩種負擔的產生其實與“第三種負擔”有關,即由學習主體與學習客體相匹配的學習方式的適宜度所引起的負擔。


“如同人體消化不良,原因有多種可能性。可能由於吃得過量,可能由於情緒障礙,還可能是進食方式不當造成。這種學習負擔,既有別於客觀的認知量負荷,也不同於主觀的心理負擔。”有學者分析。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明解釋道,換個簡單的說法就是,同樣聽老師講課,在有的學生看來,太過簡單,吃不飽,可在另外一部分學生看來,則過難,不好理解,久而久之會成為壓力,甚至負擔。這就需要在看到學生的個體差異的前提下,進行學習方式的變革和優化。


“首先要從課堂突破。就教學係統來說,課堂是學生學習行為發生的最重要的場所,要讓學生學習新知的第一時間就沒有過重負擔,是實現有效減負的突破口。”



對此,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王健敏教授曾指出,要深化學習方式變革。教學要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主體,必須關注學生的學習方式,學習方式的轉型也是新課程改革的核心。


研究學生的心理特點、研究學生學習的規律,是探尋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構建充滿生機活力的學習係統的根本。


高明的老師,往往站在學生的立場設計學習活動,以核心知識的、簡明的“學習設計”來促成有意義學習的發生,當學習變得有意義,負擔的概念自然而然也就淡化了。



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減負”的誤區

中國科學院院士朱邦芬


楊振寧先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錢穎一教授和我曾多次探討過中國教育問題。楊先生多次指出,中國教育對於70-80分的學生比較合適,對於90分以上的學生不合適。


我們教育部門目前“一刀切”的減負政策,在傳授知識方麵是降低均值,減小“均方差”;而在人的基本素質培養上基本無所作為,在科學素質培養和人的誠信教育上還有所倒退。某種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馳。


第二,負擔輕重與否是因人而異的。


學生不是流水線上的一模一樣的產品。世上沒有兩個人的背景、智力、能力是完全一樣的,同樣的學業,不同學生感受到的負擔會不同。


對一些人而言,現在中學的課程太容易,完全沒有挑戰性;而對有些人來講,即使把目前課程進一步削減,他們還是覺得太難。


此外,對於不同層次的大學和不同的專業,要求學生的科學基礎也很不相同。因而,我們需要因材施教。


“一刀切”式的減負雖然容易實行,卻非常不合理。


人生總要經受“幾回搏”以後才能成長起來,隻要心理壓力延續的時間不太長,壓力不一定對孩子的成長有害。


我們的媒體報道有很多片麵性,總是說美國中學生比我們輕鬆。實際上,美國最優秀的一批中學生十分拚搏,十二分努力。


與中國最優秀的中學生群體比較,美國最優秀學生的壓力和負擔可能還要重一些。不同的是,他們的壓力和負擔很大程度是自找的,而我們的學生很多是家長或老師安排的。


第四,一刀切式的“減負”之所以無效的根源在於我國文化、曆史和社會傳統,延續到當代演變為人們對於“知識改變命運”的強烈追求。


此外,30多年來的獨生子女這一基本國策的成功執行以及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使得獨生子女接受盡可能好的教育成為“4-2-1”結構家庭關注焦點,這與過去多子女家庭的心態大為不同。


在此背景下,廣大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強烈需求和優質教育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


而且,在較長一個時期內,高考是促進我國社會階層流動、沒有可能被取代的主渠道。



在此製約下,如果不能破解改變“高考獨木橋”,不能實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即使中小學課程學習內容再精簡,考題再簡單,授課課時再減少,學生的負擔也很難得到實質性的大幅度的減輕(最多消除由於教學不得法造成的負擔,減輕大量刷題帶來的額外負擔)。


在“一刀切”教育模式和高考主導的大背景下,盲目地統一降低課業要求,隻是使學生的平均知識水平下降,但並不能減輕學生負擔,也無法提高學生的全麵素質,因為進入名校(十多年前是進入高校)的激烈競爭基本上是由高考相對選優來決定的。



從改變學習性質、結構和狀態出發


文/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誌勇


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誌勇


什麼叫性質?從被動到主動學習。現在學生的學習負擔為什麼重?是因為是被動的,不是主動的。結構,就是學習內容不能是單一的,必須是多元的。


既有書本學習,也有實踐學習;既有課堂學習,也有校外的學習;既有製度化學習,也有自主的學習。狀態,是指學生的學習是有興趣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興趣、沒有效率的學習負擔是無意義的。


中國教育改革的目標不是減輕負擔,而是改變學生學習的性質、結構和狀態,讓每個學生每天除了正常的吃飯、睡眠、交際之外,都能過一種有意義的學習與生活。


因此,談到減負,隻做“減法”,沒有“加法”是不科學的,我們要減學生過重的、單一的、單調的、被動的知識學習負擔,同時要增加學生長期缺失的社會實踐、讀書以及個性化學習的時間和空間。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家書院兼職研究員邱華國


如果要問,中國教育何時能實現“減負”?那可以肯定地回答:十年之內,難以出現拐點。



一方麵,“減負”作為係統工程,各種相關影響因素的改變是個龐大而又緩慢的過程。


即使這次新高考能取得比較理想的結果,其效用要傳導到中小學的日常教學,沒有十年八載不可能。



再說,與綜合評價機製配套的考試評價技術支撐,沒有十年八載也不可能突破。


因為,這需要相關先進的理論與技術支撐,需要建構人才選拔的理論和操作模型,需要有賴於信息技術、特別是數據挖掘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需要第一手的實驗數據的海量的樣本積累。


有什麼樣的教育評價,就有什麼樣的教育行為;而有什麼樣的教育評價技術,就有什麼樣的教育評價。


假如,有一天,我國的考試評價技術比較成熟,能讓評價結果與評價目標盡可能地一致起來,同時其他各種相關因素也能比較協同地促進教育變革,那麼,這時“減負”的拐點就會出現。


這究竟需要多長時間?十年不嫌短,二十年、三十年不嫌長。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對“減負”可以更理性一些。


不抱幻想,也不悲觀,在緊緊抓住提高評價技術水平這一關鍵點的前提下統籌兼顧,“積極但不激進”地推進教育改革,這樣,“減負”才有望實現標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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