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違規行為的刑法邊界

 


時延安
維護公平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刑法作為“保障法”,在維護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方麵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自1997年修訂刑法以來,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對刑法修改和完善的一個重點就是,將經濟活動中新型的社會危害行為,根據現實需要予以犯罪化。《關於懲治騙購外彙、逃彙和非法買賣外彙犯罪的決定》、刑法修正案及修正案(二)(四)(五)(六)(七)(八)(九)中都有涉及經濟犯罪的條文規定,共增設了16個相關罪名,調整並刪除了兩個犯罪(即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和違法向關係人發放貸款罪)。可以說,積極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維護市場主體利益,是刑事法製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我國,由公權力實施的懲罰類型主要是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相應地,針對違反國家對經濟活動規製行為的製裁,也呈現出“二元懲罰體係”。如何區分經濟違法行為與經濟犯罪,如何界分行政處罰權和刑罰權的懲罰範圍,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如果運用行政處罰能夠有效遏製某種經濟違法行為,那麼,運用刑罰手段加以威嚇,就令人質疑刑罰權被過度運用;反之,如果某種危害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十分嚴重,而刑法立法無動於衷,那麼,公共輿論則會質疑刑罰權實施太過軟弱。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相應的界分標準卻難以確立。例如,與其他生活資料相比,住房質量安全的重要程度並不亞於食品安全,但迄今為止,對於建造偽劣房屋的行為,尚不能根據刑法加以懲罰。同樣的窘境也出現在建造其他建築產品行為當中。而類似於“非法收購玉米案”,這種僅僅是違反特殊經營許可製度的行為卻可能受到刑事製裁。可見,科學建構針對經濟違法行為的懲罰體係,合理界分行政處罰權和刑罰權的作用範圍,是亟須在理論上加以解決的重大課題。
對現有經濟犯罪進行分類,以能否對個人或組織的利益形成影響,可以區分為單純破壞經濟秩序行為和既破壞經濟秩序又侵犯個人或者組織利益的行為;從是否僅違反經濟規製的角度區分,相應地可分為單純規製犯和非單純規製犯。例如,非法經營罪就屬於前者,因為這類犯罪隻是單純地破壞國家的特許經營製度;後者如合同詐騙罪,不僅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還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在立法上將類似後者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不會引發太大的爭議,但將類似前者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則需要謹慎對待,因為對這類行為的倫理譴責性比類似後者的行為要低得多。因而,對於單純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即單純規製犯),在選擇懲罰類型上,就應更多地選擇行政處罰,而不是刑罰,相應地,在立法選擇上,就應更多地通過經濟性行政法來規定相應的懲罰內容。當且僅當這類行為對重要的經濟秩序形成侵犯且具有導致可預期的重大利益損害的較大風險時,才應考慮作為犯罪處理。例如,刑法第174條規定的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就屬於這類情形,因為行為人一旦實施這類行為,對金融管理秩序會形成直接的侵犯,而且會造成一定範圍人群財產損失的較大風險。
就單純破壞經濟秩序行為而言,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司法上的入罪化問題,還應考慮對這類行為進行經濟規製的合理性問題。如果對這類行為進行規製的合理性得到普遍認可,例如涉及民生方麵的經濟行為,則立法機關將其犯罪化,或者司法實踐中將之作為犯罪處理,不會引發太大爭議;而如果對這類行為的經濟規製存在較大的爭議,例如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則立法機關不宜將其犯罪化,而如果可能觸犯刑法中已有犯罪,司法機關也不宜作為犯罪處理。對於這類情形,應當選擇行政處罰進行處理,即通過適用數額較高的罰款進行懲罰,並形成一定的威懾效果。
在現實生活當中,一些違反經濟規製行為是由單位實施的,我國刑法規定的經濟犯罪中很多犯罪的主體都包括單位。從比較法上看,屬於大陸法係的德國等國家至今不承認法人犯罪,而同屬大陸法係的法國等國家則承認法人犯罪,普通法國家則都承認法人犯罪或者組織體犯罪。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法國還是普通法國家,其采取“一元的懲罰體係”,即但凡涉及個人或者組織可能被處以權利剝奪和限製性懲罰的情形,一般規定在刑法當中,由法院審判並處罰。這些國家立法例中規定的經濟犯罪基本上屬於規製性犯罪,即由法人或者組織體實施的、違反經濟規製的行為。我國采用“二元懲罰體係”,對大部分這類行為理應歸入行政法中進行處罰。所以,在我國刑法規定單位犯罪的前提下,在處理單位實施的經濟違法行為時,在立法和司法中,也應特別慎重。
單位作為一個組織體,其人格是法律擬製出來的,因為單位行為從自然意義上看是由多個自然人共同實施的。公眾對實施嚴重危害行為的單位進行譴責,與其說是針對單位本身,不如說是針對單位中的個人,尤其是單位主要負責人員。在實踐中,即便是以單位名義實施、單位從中獲益的經濟違法行為中,隻有少數單位領導和主要管理人員知道該違法活動內容,而單位其他員工及相關投資人並不知悉。從以往發生的案例看,一旦認定單位犯罪,基本上就意味著該單位的終結,如此不僅損害了其員工的利益,相應地也損害了合法投資人的利益。可以說,以單位名義實施的經濟違法行為,在很多情形下,該組織體內部的成員和合法投資人也是受害者。從一定意義上說,對經濟領域內單位實施的嚴重違法行為,定罪或入罪並非難事,但化解因刑事追究帶來的不利後果卻極為複雜,因為如此會牽涉相關很多人的利益,進而形成一係列法律問題。從盡可能減少這類不利後果出現的角度考量,在實踐中,對以單位名義實施的經濟違法行為,應更多地以經濟性行政處罰相威嚇。針對單位適用行政處罰,一方麵可以起到對單位的警示作用,另一方麵也不會對單位造成“毀滅式”的不利影響,也為單位保留了“再生”的可能性。
總之,刑法對經濟活動的介入,既要維護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確保政府對經濟的合理管控,同時也要避免各類經濟主體的利益受到不應有的損害。這需要在行政處罰權實施與刑罰權實施之間建立必要的平衡和合理的比例關係。對於損害民生等重大利益的經濟行為,可以作為犯罪進行處理,而對於單純違反經濟規製的行為,應更多地依靠行政處罰予以遏製;對單位的刑事追究,刑罰權實施應保持較大的克製,應更多地從有利於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的角度確定刑事政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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