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01 07: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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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以來,台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四十年戒嚴體製和報禁的解除,進入了具體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進黨打破了台灣向來最大的禁忌,開了“二二八和平日”,來紀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連體製派的大報,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三、四十年來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曆史問題。

對於這個“新現象”,國民黨沒有用抓人和鎮壓來反應,相對於它過去的行為法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容忍與成熟。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決心今天去麵對這個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從而找出一條民族和平與團結的途徑,而不僅是去清算國民黨要不要為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負責”。有人把公開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極為可貴,從而主張當時在南京的國府不必為這不幸的事件負責,或者主張不應因討論“犯罪責任”而錯失了公開究明“二二八”事件曆史真相的機會與可能性。

事變的中國現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顯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陳儀政府”,就是主張“蔣介石政府不必負責”,而加以強烈的批評。

我們以為,作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不幸事件的發生,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在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之外,國府和下屬的陳儀政府所負的具體責任,也許還有一個依什麼比率去看的問題。

就縱的曆史層和橫的社會麵兩方麵看“二二八”事變雖起因於單純的緝查私煙事件,但是這個事件所處的環境,卻植基於一個更深刻、廣大的人文與物質結構之上。

從社會和經濟上來說,戰後台灣社會經濟的凋蔽;因複員的“台灣軍屬”而益形惡化的失業;台灣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而受到大陸財政崩潰的拖累,和一個在大陸瀕臨瓦解的政權對台灣政風的影響,都是事變的結構性原因。但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還有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紀以來東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淩;是日清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次大戰和中國的內戰等等。在這些現代史的背景下,百年來,中國在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被侵略與抵抗侵略……這些複雜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邊緣掙紮不已。因此,做為中央政府,不論名實如何,國府固然要為“二二八”和其它動亂“負責”,但在現實上,隻說清廷或國府該不該對近代中國內外交煎的苦難負責,恐怕不足以全局性地討論問題了。

全民族的損害與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萬方無罪,罪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的葛藤”,從而“進一步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但我們也絕不同意“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二二八”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但是,我們深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中,不隻善良、無辜的台灣人遭受了“損害與創傷”,也有不少善良、無辜的外省人受到“損害與創傷”,四十年來,由於一直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可以公開討論這段曆史公案的機會,加上五十年代的戰後冷戰構造中,台灣分離主義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卵翼下發展,使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受到破壞,使得多數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台灣人,四十年來同樣生活在“二二八”事變所殘留未決的曆史問題的陰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個民族的“損害與創傷”;“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淚,其實是中華全民族的血淚!在討論當前台灣公害、雛妓、農業和勞工問題時,尚且已經不能用“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來探究問題的根源;尚且必須從造成公害、雛妓……的台灣內外因素所組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去看問題,像“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具有深刻中國現代史和世界史性質的問題,惟“國民黨有罪論”當然尤不足用以討論了。

1988年嘉義市群眾遊行,向二二八死難者致敬

從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這奇跡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二二八”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歸納為“台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台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後、膚淺尚是餘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曆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曆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

因此,我們不但要從陳儀接收體製的專權、跋扈、貪瀆、腐敗、驕悍、劫掠和獨占去看“二二八”事變的起因,來討論國府的責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師登陸後的血腥鎮壓、殺戮、暗殺的曆史,並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見瀕臨1949年全麵崩潰的整個中國內戰下社會、政治的急速解體與新生所造成的痛苦與混亂,從而善於看見這內戰、社會各階級間的劇烈軋鑠所帶來的“全麵屠殺”、“征服者心態”、“官逼民反”……為全體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

也許中國隻有在這個全局的觀照下,仔細研究分析以下諸事項:(一)國府來台接收結構中的CC派、政學係、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和傾軋;(二)台灣民眾蜂起隊伍中的士紳、日本台灣兵複員分子、自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勢力,和一般失業的市民與城市流氓無產者各勢力間的對此與關係;(三)二十一師與台灣民眾武力間的對峙;(四)美國領事館與“二二八”事變之關聯;(五)丘念台、林獻堂、白崇禧、陳儀、柯遠芬和謝雪紅……這些人物爭變之間的內在與外在的邏輯關係,才能顯出更完整的意義。

帝國主義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是“島嶼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接觸過程”所必生的矛盾。他們說,

【經過五十年代日本現代殖民地資本主義改造,使台灣社會的文明開化,遠高於大陸本部。因而,落後、野蠻的“大陸文化”強行對文明開化的台灣“島嶼文化”進行支配的結果,“二二八”事變,就不可避免了。台灣分離主義的學者王育德就讚揚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日本的對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願意與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

(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曆史55)。

日據時代日帝體製派台灣人辜顯榮也有這樣的讚歌:

【“……觀察(日本)帝國占領台灣以後而至今三十年間之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試觀對岸之支那(編按:日人對中國之蔑稱)則明其故”。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支那動亂相繼……實則……各自為政,……互爭權勢,橫征暴斂”。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後,“全島土匪一舉廓清迄今二十餘年……島內和氣洋洋.一片升平氣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

(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曆史》)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祖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可以區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買辦知識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視和仇視自己的社會、文化,仇恨祖國的落後,必欲切斷自己的祖國的臍帶,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後舒暢、自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為民族的出路而新舊軋鑠的中國“大陸文化”,與經過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文化的台灣“島嶼文化”“接觸”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從整個當時中國內戰的“曆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將一切責任推給所謂“中國人”或“大陸文化”的“野蠻”,從而力言台灣和台灣人之必須與中國、中國人分離;另一種看法是從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局的觀點,以台灣人的中國的自主性,為反對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終於使台灣人從中國祖國之夢蘇醒過來。台灣和台灣人向中國與中國人訣別。但事實似乎不是這樣的。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內戰的局勢有迅速的變化。1949年,國府全麵退守台灣。相應於中國局勢的變化,經過了“二二八”洗禮的台灣革新、進步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青年、學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沒有因“二二八”事變而奔向分離主義,恰恰相反,1947年以後的數年間,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為誌向的台灣左翼思想和組織,有急速的發展。1950年,韓戰爆發,國府展開了斷然的、徹底的政治肅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問、處決、監禁,在台灣土地上不隻進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和工人與農民,而其中曾經參與“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數。這當中的慘烈與恐怖,豈是“二二八”事變可以比擬?但是,這批人當中少數脫逃離開台灣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國,另外少數刑餘幸存下來的人,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秉持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人!這次《人間》“二二八的民眾史”特集,用證言采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生動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二二八”事變遇難者

韓戰爆發以後,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兩個不同體製間的對立結構。在這兩個不同體製的對立在線,有四個國家的國土分裂,中國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整個冷戰的全球戰略,早在1949年開始,美國就有使台灣托管和獨立之意。前揭《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作者柯爾,則早在“二二八”事變之前,就向白宮當局力言美國控製和支配台灣之必要,而主張以國際共管與陰促獨立的形式支配台灣。在國際法上,美國炮製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至今猶為台灣分離主義者所樂道。和柯爾、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有複雜關係之廖文毅所領導的台灣分離主義運動,不管它後來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基本上是戰後世界冷戰構造下的產物。因此,台灣分離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輕蔑、厭惡與仇恨,而對於美國和日本,則有百般溫柔和千萬種溫存。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二二八”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事變發生當時,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記者、詩人、木刻家對這發生在台灣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責、抗議和憤怒。四十年來,特別是在台灣,它成為雖然逐漸痊愈,卻一直具體存在的民族內部的傷痛。

今年二月,台灣以民進黨為主的人士展開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會”,提出了正確的“和平、寬容、團結、平反和賠償”這些口號。這是繼解除黨禁和軍事戒嚴後,台灣戰後史的大事。

而國府當局,在仍然擁有絕對強大的強製力的體製下,對於民進黨提出的這項高度敏感的議題,表現出不能不令人頷首的自我節製和基本上理性的反應。有論者認為,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和1950年後數年間的政治肅清,國府用武力和在台灣確立了絕對、獨占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使一個在台灣本地社會沒有階級代表性和物質基礎的政權,在美國對台協防、遠東反共、防共大戰略的冷戰構造中,世間難以一見地、反社會科學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並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階級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取得了“依賴性、出口導向經濟”型的發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資產者、買辦資本家的黨,到了1987年,逐漸蛻化成台灣獨占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和廣大的地方體製派中產階級的政黨。這相應於台灣高成長經濟而現代化了的國民黨,從1986年開始,又由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驚人的台灣社會力再編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最近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自由化、開明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凍“二二八”曆史問題禁忌,要求我們以更有生產性的、更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麵對這曆史遺留的問題。在千頭萬緒中,分別批判“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響、中共煽動”論,和“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劇”、“中國人殺台灣人”論,是最基本的工作。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補綴曆史的真象,似乎應該先從史實的采集著手,然後在來日期待能從新的史實中,找出新的意義。隻有透過公開、嚴肅、認真的“二二八”曆史研究,重新認識曆史,才能解決“二二八”留下來的曆史問題。

我們強烈要求國府能率先公布“二二八”事件的曆史真象,鼓勵民間對“二二八”史實的再研究,從而有決心、有計劃地對“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鍺案、假案進行嚴肅、誠懇的平反與名譽恢複,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並做一定的物質補償。從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出發,厘清曆史的公案。我們期待政府和民間對待“二二八”研究,都有這樣的態度。

本期《人間》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對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的葛藤、“二七部隊”、烏牛欄溪畔的戰鬥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城的數據。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旅日立教大學戴國輝教授特為《人間》訪問了丘念台先生的秘書林憲先生,對“二二八”事變前後的台灣形勢,和這形勢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允為“二二八”曆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獨家刊出,至為榮幸,特筆在此向戴國輝教授和林憲先生致最大的謝意。

【原題: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風雷》特集卷首。察網(www.cwzg.cn)摘自1987年4月《人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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