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01 08:03:44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是台灣省人民反專製、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該事件今年屆滿70周年,多年來,台當局和民眾一直普遍紀念該事件。


《大陸台胞與“二·二八”事件史料集》書影,台海出版社

“二·二八”是台灣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20世紀中國百年曆史的一個橫截麵。台灣人民曾經曆了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的創巨痛深,但是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台灣人民的心從未離開過祖國,血濃於水的親情一刻也沒有割斷。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複,台灣民眾深感欣慰和興奮,大家相互傳誦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詩句,歡慶台灣重回祖國懷抱,這便是中華民族血脈親情的自然流露。我們編輯、出版這本史料集,紀念“二·二八”,自然要真實反映事件真相。隻有正確認識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血脈親情,才能使我們的講述不偏離曆史軌道,才能使我們對“二·二八”事件作出深刻的反思,總結其慘痛教訓,麵向未來。



1947年2月28日,台北人民聚集在國民黨專賣局門口。資料圖



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煙草專賣局緝私警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眾憤慨,從而引發了全島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專製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動。台灣民眾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鬥爭,台北、嘉義、台中、基隆、花蓮、台東、高雄、屏東、台南、新竹、桃園等地台灣人民與國民黨當局展開武裝鬥爭,史稱“二·二八”起義或“二·二八”事件,其實質是一場台灣人民自發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支持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腐敗政權及在武裝鬥爭戰線發揮積極作用。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透過在延安的新華廣播電台發表聲援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文告《台灣自治運動》強調:“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當時,中共中央一麵與國民黨軍隊展開艱苦戰鬥,一麵透過《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連續、大篇幅報道台灣人民鬥爭進程,不斷重申中共支持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態度。


台灣《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撰寫社論稱,“在這劇烈變動當中,如果當局回憶初來台時,台灣同胞簞食壺漿的歡迎盛況,與今日一相對照,當可恍然自省。”宋斐如曾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因批評國民黨當局的種種劣跡慘遭殺害。遇害前夕,他再提光複時台灣人民滿懷希望迎接國民黨接收官員和祖國軍隊到來的情景,與當時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惡政的反抗形成鮮明對比,直戳問題要害。謝雪紅在“二·二八”中組建並領導二七部隊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武裝鬥爭,並強調“不要殺傷外省人”。她後來為楊克煌的《回憶“二·二八”起義》一書作序指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人民掀起的“英雄的‘二·二八’武裝鬥爭,給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一個沉重的打擊”。“台灣人民現在已經有強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台灣人民“自由幸福的光明日子一定要到來”。謝雪紅在北京寫下了這段肺腑之言,她反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對祖國統一滿懷期待。作為“二·二八”親曆者,宋斐如和謝雪紅的愛憎講述異曲同工,他們的愛國愛鄉情懷溢於字裏行間。




 電影《悲情城市》劇照



“二·二八”原本與“台獨”無關,台灣人民主張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並沒有所謂“台灣獨立”之類的訴求。然而,這次台灣人民的抗爭運動卻被強加上“台獨”色彩。事發當時的台灣民眾對此作何反應呢?這一來自曆史現場的聲音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也是最接近曆史真相的。


在祖國大陸的台胞及時反饋包括島內民眾在內的全體台灣人民的強烈願望,強調即使身處國民黨的專製腐敗統治之下,台灣同胞對祖國的摯愛之情亦沒有絲毫減弱。1947年3月10日,《中央日報》這樣記錄台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接受記者采訪說的話:“關於此次台灣事件”,“台民所爭取者,僅為地方自治”,“並不是民族的離心運動,更不是台民想脫離祖國。同時,台民更不是反對外省人,反之甚盼外省人給予幫助,甚盼能與外省人合作”。其後,大陸新聞媒體對李偉光等愛國台胞的積極表態作出了回應。上海《申報》於同年3月12日刊文《台胞均願效力祖國》指出,台胞“愛護祖國”,盡管台胞對“貪汙痛恨,但每一個人,對於愛護國家的信念絕不會動搖的”。上海《文彙報》於同年3月16日刊登社論《台灣問題的症結》強調,台灣同胞“僅僅痛恨汙吏,但仍然熱愛著祖國。所以他們提出了實行自治的合理要求。”這是當年大陸同胞對台灣人民“二·二八”抗爭運動的主要態度,更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


台灣旅京滬七團體(旅滬台灣同鄉會、上海台灣同學會、旅京台灣同鄉會、台灣政治建設協會上海分會、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台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台灣革新協會)“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組織代表團赴台了解情況,並於1947年4月12日印發《台灣大慘案報告書》,其中《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一文寫道,“紐約華盛頓郵報主張將台灣交與聯合國托管,或脫離中國,此種幸災樂禍意欲分裂中華民族團結之言論,我們堅決反對。”這是美國輿論界繼1942年底拋出台灣“托管論”之後的又一次舊話重提,美國實際上是台灣“托管論”的始作俑者。“二·二八”占據了當年美國主流報刊的重要版麵,成為具有西方觀點的中國1947年大事件之一。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台籍人士李純青曾撰文《提醒一個錯誤》指出,“台灣給國際實際是給美國托治”,“他們和台灣有什麼關係沒有呢?沒有關係會愛台灣,為台灣人的幸福想嗎?我想是不會的,道德沒有發展到這樣高度,被托治是很丟臉的事。”這段文字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美國鼓動台灣“托管”的本質,其微言大義令人徹悟。


1947年4月20日,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台灣省旅平同學會聯合印發《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向台灣寄發,以示聲援,在全國各地產生了一定影響。其發刊詞強調,“我們確信,台胞以血淚寫成的這一部有史以來空前的史詩,它將會結成一顆美滿的果實,它不但不能與祖國劃成一道深深的鴻溝,相反的,它將因此而更能加深認識,辨別是非,進一步的和全國同胞接近親密。反過來說,也就是不但不能離心,而將更加趨上向心!”《華北輿論集》不僅表達了台灣與祖國不可分割的血脈聯係,並詳盡地闡釋了台灣人民的抗爭運動是反對國民黨惡政,要求台灣實行民主自治,而非排斥外省人運動、非叛離祖國之舉。這份宣傳冊是當年的北平地下黨領導、支持平津台胞聲援“二·二八”的曆史見證之一。


一年之後,平津兩地台胞又編印了《二·二八周年誌》,花更多篇幅闡述、澄清“二·二八”與“台獨”沒有關係。究其原因,與“二·二八”被強加上“台獨”色彩的負麵影響逐漸擴大有關。這一負麵影響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在美國的扶持下,於香港組建“台灣再解放聯盟”,主張台灣“托管論”“台獨”等造成的。在謝雪紅的領導下,《新台灣叢刊》第二輯《勝利割台灣》,堅決反對“二·二八”事件之後出現的台灣“托管論”“台獨”等主張,整個專輯完全是針對廖文毅而來的。謝雪紅一生憎恨“台獨”,她對一些參加過“台獨”的同鄉(曾試圖以“台獨”為手段擺脫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後投身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站到“台獨”的對立麵)格外嚴苛,而被不明真相的人誤解。“二·二八”親曆者蘇新的著作《憤怒的台灣》也指出,“‘二·二八民變’是台灣全省人民一齊起來反抗國民黨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並不是要求‘台灣獨立’的鬥爭”。我們不能對“二·二八”親曆者和曆史現場愛國同胞的聲音置若罔聞。



圖為出席新中國第一屆政協會議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全體代表。前排左起:謝雪紅、王天強。後排左起:田富達、楊克煌、李偉光、林鏗生。



台灣人民“二·二八”抗爭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是台灣人民民主革命曆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雖然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惡政的鬥爭失敗了,但是,這次燃燒全島的鬥爭,對台灣人民反對專製腐敗、要求民主自治、尋找紅色祖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恰如“二·二八”親曆者林書揚所言,“當時年輕人對於白色祖國失望、絕望了,轉向紅色祖國,麵對紅色祖國這樣的心理轉換,是二·二八事變之後的一個後果,也是一個事實。”


在中共的幫助下,參加“二·二八”的台籍精英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在香港發起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繼續發揚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反對國民黨專製腐敗統治、主張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鬥爭精神。謝雪紅說,台灣人民在“二·二八”抗爭中提出的“民主自治”口號,就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定名的依據。台盟追隨中國共產黨,反對外來勢力侵略台灣,反對台灣“獨立”,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建設,成為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曾親曆“二·二八”事件,後來擔任台盟中央主席的張克輝強調,沒有“二·二八”就沒有謝雪紅,沒有謝雪紅就沒有台盟。這應該算是對畢生追求祖國統一的謝雪紅及同時代台灣革命家最精辟的詮釋吧。1949年,一大批參與、見證“二·二八”事件的台籍精英輾轉來到北平,參加了在這裏舉行的中國共青團大會、新政協會議,見證新中國的誕生。這些事實足以說明,“二·二八”事件絕非某些人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激化所產生的分裂運動。


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中,堅決反對“台獨”一直是海峽兩岸乃至全世界愛國同胞所表達的重要觀點之一。台盟誕生以後,每年舉辦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活動。從1950年朱德總司令出席台盟這一特殊紀念活動,到如今中央領導關切這一活動,體現了中共支持台灣人民反對獨裁專製、爭取民主自治的長期一貫的政治態度。


2006年,“二·二八”事件時隔59年之後,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對當年鎮壓台灣人民“二·二八”抗爭運動所釀成的曆史悲劇道歉,並對受害者家屬作了補償。


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際,我們基於曆史悲劇“可恕不可忘”,堅決反對“台獨”的考慮,將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二·二八”史料影印出版,原汁原味地呈現那一段曆史。各篇文章對於某些事件及細節表述或有不同,留待曆史考證,不代表編者觀點。1947年、1948年大陸台胞團體在大陸人民支持下,為聲援、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抗爭運動編印的《台灣大慘案報告書》《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二·二八周年誌》等三份史料,收錄了當年的部分報刊文章,集中反映了大陸台胞團體和大陸人民對“二·二八”事件的解讀,對“台獨”主張的批駁。後來成為台盟領導人的“二·二八”親曆者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在中共支持下發表、出版的文稿、文集和回憶錄;上海的台籍中共地下黨員李偉光領導的旅滬台灣同鄉會的聲援鬥爭;身為《大公報》記者的台籍人士李純青,根據中共指示從上海發出聲援“二·二八”的新聞稿和社論;以及台盟早期出版的“二·二八”紀念刊物等,講述了台盟人士眼中的“二·二八”事件,表達了台盟人士愛國愛鄉、堅決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


我們希望這些史料能幫助讀者探究“二·二八”這一曆史事件的原來麵貌,洞見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真實涵義,讀懂那一代台灣人的愛國愛鄉情懷。曆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海峽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更應攜手前行!



來源:《團結報》“文史e家”微信號